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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學》2021年第2期|熊紅久:舊事
來源:《南方文學》2021年第2期 | 熊紅久  2021年04月13日07:06

有時候我們經歷過的許多舊事,總會被記憶不辭辛苦地撿拾回來。這種對往昔追憶的起源,大多來自一些舊物的作用,一幢破敗的老宅,一件斑駁的傢俱,甚至一個熟知的人名,它們所折射出的信息像一匹識途的老馬,會牽引着我們,曲曲折折擠過往事窄窄的巷道,讓思緒迅速追上已經消亡的真實。就像透過歷史博物館的玻璃櫥窗,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小心擺放的陶罐、鼎簋或者竹簡、漆器,在早已完成了它們所承擔的使用價值後,又被人們從久遠的塵埃深處挖掘出來那般。這些陳舊符號,雖然已被時間消磨得形容枯槁,甚至有些故事,折戟沉沙,淪為千古之謎,但即使已成碎片,或永恆殘缺,也都會孤注一擲又盡心盡力地搭建起一座解讀的橋樑,擺渡着現代的目光去探究歷史的真諦。

一些人會在秋天裏老去,年齡成為被日子搓洗的衣裳,華髮般泛白的枯葉和皺紋般皸裂的樹皮,總讓我無法將一株老樹和一個老人區別開來。我曾經回到故鄉,面對着一些滄桑的面孔,這些被歲月用舊的生命,吃力地搬動着遲緩、呆滯的目光,端詳着我,良久之後竟能從混濁的記憶裏,打撈出我的乳名來,再沿着殘缺的齒間顫顫巍巍地輕輕喚出,像我已故的奶奶,我無法控制的情緒,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幾十年前的童年。

其實,我所有的經歷,早就像一本讀舊的書了,破損的毛邊、褶皺的頁面以及斑駁的封皮,那些曾經清晰的文字變得昏黃而模糊了,只有童年的片斷,裝幀成書裏栩栩如生的插圖。多年以後,當我身居在故鄉之外的繁華都市,那無法隨行的童年就像被遺落的一枚奇石,一直蟄伏在兵團農五師八十九團一個叫塔斯爾海的地方,仍釋放着它無盡的能量。每每想起,難以釋懷。

由於生存地域的緣故,註定了我的童年走不出那個有着幾百號人的六連。對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新疆而言,陽光和藍天就像戈壁和荒漠一樣,廉價而充足。一排排挺拔的白楊把幾十幢平房和道路,分隔成幾塊生機勃勃的生活區。至今我都無法理解,那個時代的人們,在食不果腹的情況下,卻勤奮地生養着一個個面黃肌瘦的孩子,女人似乎在攀比着誰的肚子更具潛力。而男人則保持着高昂的鬥志,起早貪黑,不計報酬,一個小小的連隊,彷彿承擔着半個地球的重擔。既要勞動還要鬥爭,所有的人都奮戰在生產和革命的第一線。大人的忙碌,給了我們這些處在人生萌芽階段需要教育的毛孩,有了充足的自娛自樂的時間和空間,這讓現在已成為人父的我,看到與自己當年同齡的孩子沉澱在書山題海的重壓之下時,不能不抱以辛酸的同情。或許正是寬鬆和自由,才給了我們與眾不同的童年經歷。

依據居住地的遠近和父母間鄰里關係的親疏,孩子們也自然劃分出鮮明的陣營。

許多個夏日,我率領靠近馬廄的一干人馬,以飼料草垛為營,拉起大旗,為保護自己的領地和成員不受侵犯,率部東征西戰,橫衝直闖,勝敗參半,喜憂間隔。誓不低頭的勇敢和不計後果的膽魄,或許就是那時候練就的。我把自己的童年製造得硝煙瀰漫且熱血沸騰。後來發現,許多勝利換來的喜悦卻無法抵禦夥伴們對食品的垂涎。那時候的飢餓,像瘋狗一樣追咬着我們對食物的渴望,許多意志薄弱者,為了一塊餅乾,已叛變投敵,走向敵對的陣營。我從向我彙報情況的偵察兵吞嚥口水時喉結處發出的聲響,也明顯地認識到,擁有食品已成為穩定軍心和鞏固政權的基礎。

作為首領,我當然得身先士卒。這個簡單的道理,不是在我長大後從書本上學來的,它像原始部落的樸素公理一樣,昭然而現實。當踩着兩隻歪斜的肩膀,從屋後偷偷翻窗入室時,我虛慌的心其實是狂跳不止的,即使只有七八歲人生經驗,但對於行竊這種明顯與所受教育相悖的行為,依然在恐慌着我的神經。相同的房屋結構和相似的簡單傢俱,逐漸打消了我對陌生環境的懼怕,彷彿進入了自己家裏,不緊不慢搜遍每個角落,就像翻找着落在家裏的玩具。連續兩家的一無所獲,讓屬下對我的工作能力產生了動搖,在這種尷尬而窘迫的情勢下,我學會了思考:既然對方敢用餅乾來誘降我的士兵,那他家裏一定存有餘糧!我果斷做出選擇:就去翻找與我對陣的沙軍家!在這裏我之所以用“翻找”而不是“偷竊”,是因為當我一無所獲地從那兩家窗户鑽出來之後,就再也沒有心慌的感覺了。這讓我寬慰地認為,自己只是去尋找一些急需的東西而已,與一種不良行為毫無關係。這樣的想法支撐着我當時的奮鬥目標,直到十幾年之後,我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回想兒時的這些行為,始覺臉紅。但當時,我一定為自己這個既可以截斷對方業已依靠的糧草,又能成為我方作戰動力的一箭雙鵰的想法暗自得意。在派人偵察沙家房門確實上鎖之後,我再次從後窗輕鬆入內,沒費多大勁就在卧室房梁高懸的吊筐裏,找到了僅剩的半包餅乾。雖然離我的期待差距挺大,但畢竟是首戰告捷,沒有空手而歸。我聽到外屋有開鎖的聲音,便急速鑽出小窗,落荒而逃。

這次行竊到底對我的“政權”起到了多大的維護作用,早已想不起來了。但依據當時的生活狀態來推斷,餅乾應該是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的,以至於我每次故意從沙軍家門前走過時都有些期待地想碰見他,看看他沮喪的表情。我甚至可以想象到他小心翼翼爬到牀上,勾着手往筐子裏摸餅乾的情形,以及發現東西不翼而飛後的憤怒和悲哀。一想到這裏,我就有了一種春風拂面的快感。

此後不久的一個夜晚,我家的房門被急促敲開,沙軍的父親沙玉良站在門外,我猜想東窗事發了,自己在劫難逃。卻見他怯怯巍巍,卑躬歉疚地向我父親求助,原來是他妻子臨盆了。作為遠離團部醫院的連隊衞生員,接生已成為父親主體工作的一部分。直到他們出門好久,我慌亂的情緒才漸漸平靜。

有很長一段時間,沙軍不再像以前那樣與我們針鋒相,即使碰見了,他也遠遠繞開或者低頭走過,就像鬥敗的公雞,甚覺奇怪。多方打聽才知道,原來查出了他家有隱瞞未報的台灣親戚。果不其然,一週後的中午,我親眼看見老沙戴着“特務”的高帽,被民兵壓着遊街批鬥,後被關進了“牛棚”。我們品嚐了前所未有的興奮,即使是未成熟的智力,也可以充分地推斷出,被塗“黑”的沙軍再無力與我們站在一條等高線上抗衡了。

幾個月後的下午,在放學的路上,忽然看見一個身穿半舊綠軍裝的男子——這可是當時最統一的服飾——獨自一人站在田埂,面對茂盛的植物和廣闊的田野,認真地做着宣講,彷彿那一行行挺拔翠綠的玉米稈不是作物,而是一方列隊整齊的士兵,正在接受指揮長的命令。他手裏的不停翻動的紅色語錄本顯得十分醒目,成為滿目綠色背景裏最鮮豔的亮點。聽到我們的竊笑,他停頓下來,轉過頭喊出了我的乳名,驚詫之中發現,竟是沙軍的父親,他隨即毫無過渡地開始面向我們高聲朗誦無法聽懂的篇目。起先是幾個,後來沿田頭農渠埂上坐滿了放學路過的學生。在文化生活十分貧瘠的氛圍下,他一個人的獨演,雖談不上精彩,卻足夠新鮮。就像一顆石子投進了平靜的水面,而後激起一圈圈漣漪。直到沙軍和他母親匆匆趕來,強行將他拽走,我們才意猶未盡地離開。即使過去了三十多年,沙軍當時顯露的被淚水浸泡的羞愧,至今仍漂浮在我的記憶裏。

事隔不久,在家裏的飯桌上,從父親對母親斷斷續續講述中,我勉強清楚,沙玉良精神分裂了。父親作為連隊唯一的醫生,受領導指派,經過一段時間的跟蹤觀察後,出具了醫療證明,才使他走出了“牛棚”。

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沙玉良都是我們追逐的對象,起先家裏人還出來規勸,時間久了也就聽之任之了,甚至幾天不歸,都習以為常。他時常出現在我們上學或放學必經的路口,一身半舊軍裝,左胸掛滿了大小不一的各類像章,猛然看去,竟幾分像戰功顯赫的將軍。他能準確地喊出許多孩子的乳名,尤其對我,更是諳熟於心。我們總會惡作劇地詢問一些諸如你如何與台灣特務接頭之類的不光彩的問題,便會引出兩隻很生氣的拳頭,追得我們一鬨而散,卻並不跑遠,知道他不會真追,未及又聚攏起來,繼續與他答非所問,直到他畢恭畢敬地掏出語錄本,衝着我們準備一以貫之的宣講時,大家才真的慢慢散去,留下仍在喋喋不休的老沙。

或許是再沒有人聽他演講的緣故,老沙開始用粉筆在連部室外的水泥黑板上抄寫文章,後來發展到牆面上、大門上,甚至在電線杆上都留有手跡,包括父親在內的連隊相當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都會站在黑板前,搖頭嘆息:可惜了一筆好字啊!

我上中學的時候,家早已從六連搬到了離團部很近的打井隊,卻仍然能時常見到老沙出現在團部門口。走出了連隊的他,找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間,團部有了更多的黑板、牆面和電線杆。有一段時間,我們團部中學室外的十幾個乒乓球水泥枱面,竟全部寫滿了同一種字體,從這熟悉而飄逸的筆畫裏,找出始作俑者。它造成的結果,是語文老師在批改完我們的作文時,不無覬覦地説,你們許多同學的字比球案上的差遠了。這無形將我們置於了一個精神病患者之下,這讓我們十分氣餒,再遇到老沙寫字時,都會衝着他大吼,將其驅走。

等到上高中的時候,已經很少見到老沙了,偶爾發現牆面模糊的字跡,在力不從心地引導我們,去慢慢想起他。有人説,他現在已經開始往博樂城裏跑了。博樂是離八十九團有五十多裏地的一個縣城,讀初一時還是父親帶我去了一次。想起城市繁華的街道和琳琅的商品,我一下對老沙有些欽佩起來。卻又極為詫異,他在城裏以什麼為生?但這些疑惑最後都被高中緊張的學習生活所覆蓋了。

後來,我考上了新疆司法警察學校,畢業後分配至博樂市公安局工作。如果不是幾年後在公安局大門前聽見老沙的呼喊,我幾乎已經把他忘記了,整整五六年光景,我沒再遇見他,甚至連消息都沒有過。

我不會想到一個被門衞保安往外推搡的滿身污垢的人,會突然大聲喊出我的乳名。我和保安都愣住了,走到門前,才認出了老沙,這讓我驚詫於他頑強的記憶力,即使我穿着警服,即使歲月這麼多年的雕琢,他都能去粗取精,一下子把我從童年的畫面中採摘出來,放在現實的境遇裏,與之對視。他右手緊攥着紅語錄本,左手提着一堆拾撿的廢舊紙殼,嘴裏唸唸有詞。他比以前憔悴多了,從油膩的舊軍帽裏刺出來許多雜亂的白髮,佝僂着胸,一身破舊的軍服污濁不堪,導致他胸前幾枚像章也黯然失色。見到我,他的眸子頓時鮮活起來,成為全身唯一的亮點。他掏出厚厚一打行將揉爛的稿紙,讓我帶他進去找局長,給自己平反,説自己有反特經驗,應該安置在公安局上班。他嘴裏不停地喊着我的乳名,好像我就是一根從水面漂浮過的稻草。他響亮的音色招搖過來不少我的同事,他們都用奇怪的目光,測量着我和這個瘋子之間的親疏。

我只好把他勸到門外,説局長到北京開會去了,讓他下月再來。然後從兜裏掏出十塊錢,塞進他手裏,哄着他離開。老沙將一摞捆紮好紙殼搭在肩上,順着人行道,晃晃悠悠往前走,在一根電線杆前他掏出粉筆,正準備寫字,被一個環保工人攔住,兩人又糾纏了一陣,才訕訕離開。

此後,有好幾次我坐在警車裏,看見極為醒目的沙玉良,昂揚在大街上,還是一身油膩的老式軍服,肩上用木棍挑着一捆廢舊物品,旁若無人又匆匆忙忙,彷彿有許多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趕過去處理。

忽然覺得鼻子有些酸,眼睛也變得澀澀起來。如果這個城市是隻眼的話,老沙一定就是這眼裏的一粒沙子了,他硌疼了城市的視線,讓很多心酸的眼淚,流不出來。 

熊紅久,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新疆作家協會副主席,烏魯木齊市作家協會主席。有作品發表在《當代》《詩刊》《青年文學》《散文》等刊物,出版散文集《回望》《天賜草原》《遼闊之上》《叩拜天山》等七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