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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孤獨的辯證法和麥家的意義

來源:菜鳥香港自提點 | 陳培浩  2021年02月26日08:09

蘇童講述,和麥家一起參加一箇中國作家外訪團,其他人都興沖沖四處逛遊,唯麥家例外。當他推開麥家的房門,但見他枯坐房裏,獨對着不知有何的窗外。問為何不出去走走,答説語言不通,不知去哪裏。蘇童撞見的,乃是麥家的本我時刻。此令我想起王國維所説的: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閲世。閲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閲世。閲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慣於閲世者,每到一地,必帶着一雙鋭利的眼睛,像帶着一盞興味盎然的探照燈,何嘗願意困於斗室。但麥家顯然屬於另一類作家,乾坤自在胸中。他也非全不閲世。只是外在的繁華世界仍需通過他孤獨的精神小徑,接通於他無垠的虛構宇宙之中。

關於麥家,我有另一説法,不是主觀客觀,而是孤獨的辯證法。孤獨在普通人,是冷凝、疏離、壓抑且消極的。換言之,孤獨的本性是拒絕,拒絕他人他物以至外部世界的加入,也拒絕加入他人世界的歡樂與喧囂。孤獨是個人主義者的武器,也是個人主義者的症候。凡人要獲得,必從棄絕孤獨開始。棄絕孤獨,被視為超越自我;超越孤冷幽居的自我,乃能找到人羣,被世界接納,這是社會學的邏輯,卻不是文學的邏輯。文學的邏輯為麥家孤獨的辯證法騰出了空間。所謂孤獨的辯證法是指,當大部分人以為獲得世界要離棄孤獨朝向人羣時,麥家卻開發了孤獨的建設面,要獲得世界,他偏背對人羣,朝向更深的孤獨走去。彷彿孤獨的幽深處,恰有一可以轉動世界之按鈕。麥家小説裏的破譯家全是深諳孤獨辯證法的人。他們知道孤獨不是冷的,孤獨深處也有一個人的熱血沸騰;孤獨不是消極的,孤獨盡頭可能隱藏着世界積極的答案。所以,要靠近世界之色相者,追隨人羣的蹤跡可也;但領悟由“密碼”結構的生命和世界,卻常常要靠孤獨者。

從寫作的本性説,這實在是一個孤獨的事業。每個真正的寫作者都深有感受,寫作就是一個人在深壑縱橫的大山密林中跋涉。不是荒荒油雲,寥寥長風;不是窈窕深谷,時見美人。這是千錘百煉成風格之後帶給讀者的回味。在寫不下去的當時,可能更近於被無數看不見的猛獸所圍攻所啃噬。當其時也,你真想扔掉、放棄、全身而退,奈何反顧全無來時路,你也不甘心於失敗的恥辱。在寫作這一個人的戰爭中如何突圍?很多人可以給你建議,卻沒有人能替代你走路。正是在寫作中,孤獨作為個體生命的存在本質才更清晰地顯露出來。寫作把寫作者還原為與世界肉搏的孤獨者。這是孤獨的可怕,也是孤獨的重量。孤獨面壁的搏鬥,也會於破壁之後得到世界熱烈的饋贈。此時回看孤獨,可能更有某種後怕;可孤獨也是精神跋涉者的宿命,是精神的健身,叔本華甚至給出“要麼孤獨,要麼庸俗”的判斷。

去年在“理想谷”訪麥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是,“我還沒有學會無所事事的快樂”。這不是故作姿態,其中甚至還有一點煩惱,朝斯暮斯,念茲在茲,有時就是一種折磨。李敬澤認為,當大部分人選擇像“變色龍”一樣“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以最小的代價博取最大的勝利”時,麥家卻如“偏執狂”一樣把“目光貫注於一個角度上,從不遊移”。“偏執”之於麥家不是一種精心選擇的戰略戰術,而是一種精神性格導致的自然結果。“偏執狂是軟弱的,很少有人像麥家那樣敏感地經受着自我懷疑的磨礪,他在這方面非常接近於《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個答案的過程證明着人的強大和人的渺小。”信哉斯言!麥家走在一條人跡罕至的道路上,敏感、脆弱與堅忍不拔同在。相比於“偏執狂”,我更願意用“孤獨者”來稱他。在我看來,“偏執狂”更強調行為,而“孤獨者”描述的更多是心靈的狀態。某種意義上,不是孤獨者的偏執狂可能是狹隘的;不是偏執狂的孤獨者又可能沒有行動力。新世紀之初,於孤獨中摸索多年的麥家強烈渴望着被肯定,《解密》的一炮而響是對他多年“偏執”的回報,其後的《暗算》和《風聲》都透露着一條道走到黑、畢其功於一役的偏執勁兒。可是,《風聲》之後,再“偏執”下去,《風語》《刀尖》就給人路越走越窄的感覺了。對此,麥家是有反思甚至懺悔的。他甚至在電視上鄭重向讀者道歉,對《刀尖》倉促為文表示懺悔。人生的選擇總是在多種變量中權衡,偏執狂的行為沒有被名利、鮮花的喧囂所淹沒,背後是需要住着一個孤獨者的。因為孤獨者的心更遼闊,他知道,何處該放棄偏執,而何處還不夠偏執。由此而言,偏執狂是行動者,而孤獨者更近於智者了。

中國當代作家中,真正明白孤獨的價值,特別是接受了世界熱烈的饋贈之後仍熱愛孤獨、甘於孤獨者,實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這不多者,麥家卻是其一。我們眼見很多作家功成名就之後成了社會名流。社會名流本是社會地位的表徵,社會給作家以尊崇的地位是好事;但作家若流連於商業社會所給予的名利喧囂,最先受損的就是內心的孤獨感。孤獨感消逝之後,作家精神密度的下降隨之也必形諸於談吐。很多作家日常談吐之油滑浮浪常令人大吃一驚,胸懷堅韌抱負,持志如心痛者必不如此。作家註定是肩負着精神重擔前行的孤獨者,卸下這重擔,繞開窄門,輕省掙錢,享用輕的、無所事事的、不因創造而帶來的快樂,這樣的選擇正在毀掉很多作家;可是,在一個文學寂寞的時代,繼續在自己的內心扛住黑暗的閘門,於無聲處聽驚雷,怒向刀叢覓小詩,這樣孤獨的精神重負又有幾人承受得起呢?寫作真是對心志持久的考驗,功成名就究竟是寫作的終點還是起點?孤獨者知道答案。孤獨者是為偏執狂的航船裝上精神的導航儀。假如沒有這孤獨者的存在,恐怕也不會有《人生海海》的出現了。就麥家而言,《人生海海》既是他與故鄉的和解之作,也是他個體的生命寓言與民族的歷史寓言融於一體之作,又是他千錘百煉重申為漢語寫作理想的潛心之作。《人生海海》既帶着專有的麥家文學基因,又使麥家於諜戰類型之外別開生面。此書2019年面世至今,銷量已近200萬冊,斷不僅是麥家大IP及商業營銷的結果。其最深處,是一個孤獨者在。

麥家是創造者,他生逢“文學”正在發生變化的時代,以堅忍不拔的探索為中國當代文學提供了新增量。麥家又是回望者,在新世紀純文學益發迷茫之際而返身於純文學的探索,以新的經典讓未來再次接續文學傳統。

我們知道,“文學”的內涵是隨着時代不斷髮生變化的。晚清以前,“文學”是雜的,但晚清以至五四,何謂“文學”,什麼樣的寫作才能被納入“文學”之中卻成為一個問題。“文學”的“純化”和甄別作為民族自新的重要途徑展開。在“文學”的不斷流轉中,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一直都在,變的只是各自在文學場的象徵資本。五四前後新文學的展開同時也是懷抱民族國家崇高理想之文學的崛起,是通俗類型文學的象徵資本被剝奪以至破產的過程。今天回看晚清時代,最大的感慨是“文學場”慢慢回到了一百年前的配比,只是評價尺度卻悄然發生了顛倒。評論界早就發現“新文學的終結”這一事實,新文學召喚的白話文學、現代漢語文學成為現實,新文學守護嚴肅文化理想的尺度卻丟失了。一百年前,只將文字視為遊戲或商業者是要被當作“無行”文人的。王德威也承認,“在一片插科打諢下,譴責小説家是極虛無的。他們的辭氣的確浮露,大概因為他們也明白,除了文字遊戲,再無其他。魯迅謂其‘譴責’,其實是以老派道學口氣,來看待末代玩世文人”。王德威以為魯迅對晚清譴責作家的失望泄露的是一種“正統儒家心態”,其實是混淆了“新文人”與“舊儒生”的精神分野,但他視晚清通俗小説家為“末代玩世文人”則是準確的。這些人虛無,卻未必“極”,“極虛無”是有殺傷力的,他們卻停靠於商業和遊戲之岸,還眷念着現世的享樂和回報,何嘗“極虛無”?但在新文學革命者那裏,他們虛無了變革社會的理想,謂其“無行”絕不為過。新文學的視野中,沒有理想便是罪過。但時代斗轉星移,“當代文學”內在觀念早換了新天。1990年代以後,通俗文學、類型文學重獲地位。消費主義來臨之後,崇高的再造理想已經敵不過現實提供的消遣。不能不説,這是我們所面臨的一部分文化現實。在這種現實中,麥家本可恬然地當其受益者。

我曾分析過麥家的成功與新世紀文學時勢轉變的關係。麥家看似是時代的寵兒,但也曾持久地落寞等待屬於他的時代的來臨。《解密》發表之前,曾經歷過17次退稿。2002年《解密》一出版就大受歡迎,併入圍了2004年茅盾文學獎提名名單。很難説此前的退稿編輯都看走眼,只能説此前有效辨認這類作品價值的時代並未到來。2008年,麥家憑《暗算》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從引起文壇關注到摘得茅盾文學獎,麥家走在幾乎最短的經典化時間路徑上。其背後,我以為是文學時勢變化使然。網絡文學的崛起在改變當代讀者的閲讀趣味的同時也逐步改變了中國文學批評的標準,它迫使傳統“純文學”擴大自身的邊界,通過容納異質性獲得新的平衡。嚴肅文學界並未放棄對“偉大的傳統”的堅持,但“文學”邊界的擴容卻關乎“文學”合法性的新確認。麥家“諜戰”小説在新世紀的崛起,當作如是觀。彼時評論界遂紛紛闡述“麥家的意義”。

在此背景下看《人生海海》便能看出麥家之於中國當代文學的另一層意義了。如上所述,“當代文學”已經來到這樣一個時刻,嚴肅的文學理想被市場潦草地對待,而空心的泡沫反而壟斷了大部分流量。時代如此,麥家並不需負何種責任。他已憑自己的努力,在這市場文學的時代開了一家專賣店。文學理想折戟並不影響他的作品暢銷。可是,《人生海海》卻是麥家以往文學專門店之外的東西,麥家試圖去彌合“當代文學”內部的斷裂,其實質,則是在文學理想失落的時代對理想化文學傳統的賡續和重構。麥家是受1980年代文學氛圍影響併成長的作家,如今那個時代的文學理想已經不再,是就此起舞嬉戲於日新日變的當下,還是於新變中尋找與偉大傳統相往來的可能,《人生海海》已經給出回答。

《人生海海》由是成為一部站在文學場域和價值尺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裂變的“當代文學”向另一種“當代文學”致敬之作,它使文學面向人心、面向歷史,走向未來卻歸屬於某個偉大的傳統。這是麥家特別可貴之處,也是他不同於莫言、餘華、蘇童等作家之處,後者本來就站在“當代文學”的先鋒傳統之中,他們從此處走去;作為後來者的麥家,本也是上世紀80年代文學遺產的繼承者,卻深入一條特別的道路別開新境。麥家的反顧猶如重逢,它重申着:“傳統”之所以化為文脈生生不息,正因為舊日的火種依然有俘獲未來精英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