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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建偉和他的“時代三部曲”

來源:菜鳥香港自提點 | 朱向前  2020年09月16日08:12

柳建偉(1963~),河南南陽鎮平縣人。中國作協全委會主席團委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時代三部曲”(《北方城郭》《突出重圍》《英雄時代》)、《驚濤駭浪》,長篇報告文學《紅太陽 白太陽》《日出東方》等。《英雄時代》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

《英雄時代》

柳建偉從事創作至今已逾35載,歷程大略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1985至1995約10年間屬於創作準備與嘗試期,其間從評論、中短篇小説到紀實文學,柳建偉四面出擊,漫天撒網,雖收穫不匪,於不同體裁都留下了一些可圈可點的佳構:如評論《瞄準生死劫》《偉大的夭折》等;中篇小説《蒼茫冬日》《王金栓上校的婚姻》;紀實文學《紅太陽 白太陽》等,但都還不足以引起文壇矚目。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世紀之交的第二個階段,堪稱柳建偉發憤蹈礪的發力期,作家顯示出了不同凡響的“文學推土機”之巨大力量。以長篇小説《北方城郭》《突出重圍》《英雄時代》組成的“時代三部曲”成功突圍,成為了世紀之交中國文壇的一道靚麗風景。第三個階段則是新世紀初至今,柳建偉調入八一電影製片廠後,主要奉獻了電影“三驚系列”:《驚天動地》《驚濤駭浪》《驚心動魄》以及《飛天》和電視劇本《愛在戰火紛飛時》等,繼《英雄時代》榮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之後,在影視圈又獲獎頻頻,一時間在軍中文壇有“福將”之譽。

從文學跨界影視,柳建偉走出了一條五彩斑斕的人生路。但是,要論他的個人文學成就與創作高峯,那還得是“時代三部曲”,至今回望,風采依然。這三部作品各有千秋,從三個不同維度描繪出作家柳建偉的立體呈象。其中,《北方城郭》寫得最紮實飽滿,元氣淋漓;《突出重圍》最具前瞻性地展示了新世紀的中國軍隊;《英雄時代》以題材取勝,並最終摘取了中國文學至高榮譽茅盾文學獎。

首先説説《北方城郭》。第一,這是一部全方位、多側面描畫中國當下生活的重要作品。作品以對現實的多維接觸,對轉型期中國社會做了藝術性的表達,充分顯示了長篇小説歷史詩學的力量。第二,《北方城郭》又一次讓我們真正領略了現實主義創作的巨大魅力,是對上世紀末已有趨向“現時主義”的現實主義衝擊波給予的一次反撥。第三,它為中國當代文學人物長廊貢獻了典型人物李金堂以及歐陽洪梅、申玉豹、林苟生等一組血肉豐滿的藝術形象。第四,它用火熱的激情和冷靜的理性之犁切進現實生活的原壤,凝重大氣、深刻尖厲,呈現出一種混沌感,把雜語的現實世界表現得十分到位。第五,它渾然一體的龐大結構和色彩斑斕、個性鮮明的人物對話,體現了作者對長篇小説這一體裁已具備了全面把握的能力。

我曾在《1997中國文壇回眸》一文中,把《北方城郭》和《塵埃落定》稱作1997年長篇小説的壓卷之作。當然,《北方城郭》仍有明顯不足,比如語言尚欠打磨,品相略顯粗糙,情節處理也還有某些笨拙之感。然而,這恰恰是“文學推土機”的特點,其長不在精巧而在力量。也正因為有了這種超乎常人的力量,才使得柳建偉能在1997年高手如林的中國文壇“突出重圍”。

早在閲讀《北方城郭》之初我就有一個預感:這可能是作家創作井噴並將持續保持巔峯狀態的開始。一年後,柳建偉用實績證實了我的預感。他的第二部長篇、長達44萬字的《突出重圍》出版發行。這部軍事題材的小説,借一場注入高科技因素的演習,描繪了中國軍隊在20世紀末的真實境況。這樣一部作品的出現,讓多年追蹤和研究軍旅文學的我也頗感意外。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軍旅文學“兩代作家在三條戰線(和平時期軍營生活、當代戰爭和歷史戰爭)作戰”的基本格局逐步瓦解後,進入1990年代,除少數作家如朱蘇進、朱秀海、周大新、徐貴祥外,當代文學已很難在這一領域聽到相應的反響與迴音了。1994至1995年,軍旅文學曾出現過一個小高潮,誕生了《醉太平》《穿越死亡》《孫武》和《末日之戰》4部較突出的作品。1996至1997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和北嶽文藝出版社又搞了兩次“集團性衝鋒”,出版了11部軍旅長篇小説。現在看來,這兩次戰役最突出的戰果恐怕也只是《遍地葵花》完成了“農家軍歌”的集大成式演奏,其他的收穫就説不上太多了。因此,在讀完《突出重圍》後,雖然對作品語言方面的平直有些“不滿”,但我仍感到了一種久違的喜悦。一、這是一部全景式描寫部隊當下存在境況的厚重之作,作品對新時期以來軍旅小説的整體水準作了一次有力衝擊。二、作品的內在精神是屬於正宗軍旅文學的中鋒正筆,但在高揚集體主義和英雄主義的同時,又充分展示了其他聲部的強有力存在。三、這是一部着力描寫人物羣像的作品,幾十個人物分佈在從普通士兵到大軍區司令的廣大“空間”裏,錯落有致、濃淡相宜。方英達、朱海鵬、範英明等人物形象富有獨創性。四、這還是一部具有“盛世危言”品格的憂患之作,體現了中國作家對國家、民族前途和命運的認識水平和表達能力,呈現出的沉鬱、激越的美學風範,暗合了轉型期的時代精神。五、這是一部在接受方面稱得上雅俗共賞的作品,其結構完整、情節豐富,具有很好的可讀性。作品中雖然沒有出現堪與李金堂比肩的典型人物,卻以完全不同的藝術品格和文學景觀,顯示出了作者磅礡的創造力。從《北方城郭》到《突出重圍》,跨越空間之遼闊,軍旅作家中還鮮有比肩者。創作上的過分本色化一直是困擾軍旅題材文學創作的問題之一,在這一點上,《突出重圍》恰恰是有着突破和啓示意義的。

説到跨越,《英雄時代》就走得更遠了。它直接楔入了當下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主戰場——大型企業與金融界。當然,《英雄時代》與前兩部作品的內在精神是一致的,三部長篇基本上能概略表達出作家對當下中國的總體認識,並“泄露”了他學習巴爾扎克當“社會書記員”的文學野心。

《英雄時代》將急劇變化的中國大都市作為主要舞台,以一個紅色大家族的人物命運為主線展開結構。主要人物的選擇和設置基於作者對當下中國現實的認識:這是一個多語意識構成對話關係的中國,社會在多種意識相互鬥爭、相互影響的過程中逐步前進。因此,作者選定了這樣幾個中心人物:史天雄,一個為政權的穩固探索新的可能性的人,作為革命者的遺孤與健在革命家陸震天的女婿,他的所有行為似都有前定,從副司長的崗位上主動離職搞個體商業零售,其目的是希望能在迅猛發展的個體經濟中摻入更多有利政權的因素,當大型國企需要管理人才時,他又義無反顧地離開了自己新開創的事業;陸承偉,作為革命家的後代,其童年、少年時代便飽嘗了社會動盪帶給個體的苦難,待家族重新“復出”後,他也踏上了為維持現實不再變化而尋求方略的“不歸路”,從美國留學回國後,他便借家族的影響大量斂財,在他看來,國有資產在社會轉型期既然會流失,那就不如流進自己的銀庫;作為烈土遺孤的陸承業,在主持一家大企業工作的漫長歲月裏曾創造過大輝煌,然而當市場經濟真的來臨後,又是他使一家萬人企業遭遇滑鐵盧,最後選擇了以死謝天下的道路。小説直面當下中國政治經濟領域最深度的問題,對私營經濟的崛起、國有企業的困境、國有資產的流失等都有藝術化的描刻。

可見,“時代三部曲”已然成為了柳建偉文學世界的標誌性建築。從中,人們可以領略到當下中國從鄉村到都市、從“地方”到軍營的重要風景。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柳建偉對豐富繁雜的社會生活面向的表達。作家雖然採用了個性化視角,但寫作資源卻都不是來源自身的直接經驗或生命體驗。柳建偉沒有過和縣級官員的密切接觸,卻寫出了《北方城郭》;沒在野戰軍待過一天,卻寫出了《突出重圍》;並無任何工廠、企業或金融界的生活經驗,卻寫出了《英雄時代》。他是如何做到的?這是一個謎,也是一個“奇蹟”。而我更關心的是,當柳建偉從繁雜的行政工作中跳脱出來,可以專心致志搞創作後,在動用了浸潤着自己生命汁液和心靈體驗的“生活”後,他又將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作品呢?

最後,我還想提出一個因柳建偉的“時代三部曲”的出現而顯得更加重要的理論問題,即21世紀的中國文學到底應該接續哪種傳統?

30年前,在《瞄準生死劫》一文中,柳建偉就提出過:文學的形態和社會的形態存在着深層的對位關係。相似的社會形態其文學形態的內在精神也必然相似。他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與大革命後的法國和廢除農奴制後的俄國,在社會深層結構上有相似之處。因此在文章中,他籲請作家們對這兩個時代的文學給予特別關注。這種聲音在1990年代實在是空谷足音,少有迴響。而如今,新世紀已走過了20年,中國社會的鉅變已使這個話題的重提顯得更有意義。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與前述兩個時代有哪些相似之處呢?我認為,一是政治形態的內在相似。都有從人治走向法治的諸多表徵。二是經濟形態都處在具有革命性的轉型期,都屬於經濟變好上升的時期。三是文化形態與內在精神上的相似性,都是多元文化並存。概言之,因政治的開明、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多元,人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都具有了注重個體選擇的趨向。因此,從法、俄兩個不同民族的文學於各自變革時期先後出現的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思潮來看,上世紀末中國文壇出現的現實主義衝擊波,也可視作社會形態對文學形態的深層呼喚,很值得中國作家重新研究。

相較而言,在30年前柳建偉即堅定地選擇批判現實主義道路,確實有先見之明。但是,僅僅向19世紀的西方文學和《紅樓夢》學習也難成大家。任何一個在創作上真正能集大成者,都有開先河者的膽識和能力。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時代三部曲”中還鮮少展露出20世紀西方文學的良性浸潤。中國的轉型發生在上世紀末,是伴着信息高速公路、克隆技術、核武器的陰影等開始的,與一個多世紀前法、俄的轉型有着根本不同。如果無視這些“存在”,柳建偉的文學之路就很難走得更遠。我個人認為,以批判現實主義的文學精神為內核,以現代主義的方式方法為武器,以中國豐厚的文化傳統為依託,才是21世紀中國文學的出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