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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現魯迅書簡、手稿兩件
來源:《文獻》 | 吳密  2021年03月18日08:12

原標題:新發現魯迅致曹靖華書簡及《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手稿

內容摘要:《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是魯迅為曹靖華之父曹植甫撰寫的一篇碑文,碑文原稿連同附帶的一封書信一直沒有被外界發現和披露。近日碑文和書信手稿首度現身公眾視野,從其內容、特徵和相關記載分析,可以確定為魯迅手書原稿無疑。這兩件手稿的發現,為我們對比研究《教澤碑文》的原稿、清稿、初刊本、文集本、全集本等諸多版本提供了重要依據,解決了1986年所立碑文石刻文字的底本問題,同時也廓清了包括曹靖華本人在內對這篇碑文手稿回憶的不準確之處。

關鍵詞:魯迅《教澤碑文》手稿 書簡 曹植甫 曹靖華

1934年11月29日,魯迅抱病為曹靖華的父親曹植甫撰寫了《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以下簡稱《教澤碑文》),隨信寄給了曹靖華。《教澤碑文》是魯迅著作中僅有的一篇碑文,最先發表在《細流》雜誌上,後又編入《且介亭雜文》。碑文內涵豐富,意義深遠,對於曹靖華家族而言,更是有着極為特殊的意義。可惜的是,碑文原稿和書信一直沒有找到,曹靖華一度以為寄丟了,後來又認為是捐贈給了公藏單位。在編纂新版《魯迅手稿全集》過程中,書簡和碑文原稿首次現身,為我們解開了一些疑團。本文根據相關資料探討這兩件手稿產生、保存和發現始末,並對碑文各種版本進行初步研究。

一、魯迅為曹植甫撰寫碑文緣起及經過

《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是魯迅為河南盧氏縣一位普通鄉村教師撰寫的碑文,魯迅一生從未到過豫西盧氏縣,也沒有和這位曹先生見過面,為何會為他撰寫碑文呢?原來這位曹先生是著名翻譯家、文學家、教育家曹靖華的父親曹植甫。曹植甫(1869-1958),名培元,河南盧氏縣五里川人,晚清秀才,因“痛惡時政腐敗,又憫家鄉文化落後”,遂放棄追求功名的想法,長期致力於家鄉的教育事業,從二十多歲一直教到八十多歲,耳聾眼花,無法再教為止[1]。

1934年,曹植甫從教45週年暨65歲壽辰之際,出於對恩師的感激之情,他的學生提議立教澤碑,以旌表其行。曹靖華作為曹老先生的長子,又是他的學生,被大家推舉撰寫碑文。曹靖華不擅碑文,便將此事拜託給了魯迅[2]。魯迅接信之後欣然應允,並讓曹靖華提供他父親的生平資料。魯迅在3月31日的日記中記載:“上午寄靖華信。午後得靖華信並盧氏傳略。”[3]其中提到的盧氏傳略並非《魯迅全集》註釋的“盧那察爾斯基小傳”,而是河南盧氏縣曹植甫的傳記資料。

曹植甫10月15日生日,他的學生早在半年多前就在醖釀這件事。由於魯迅各種事務纏身,期間還大病一場,碑文一事也就擱置了下來。11月15日上午魯迅收到了曹靖華的信,曹靖華在信中大概提及碑文一事。11月16日,魯迅答覆曹靖華:“碑文我一定做的,但限期須略寬,當於月底為止,寄上。因為我天天發熱,躺了一個禮拜了,好像是流行性感冒,間天在看醫生,大約再有一個禮拜,總可以好了。”[4]

這次生病沒有魯迅預想中的那麼快恢復。11月10日,魯迅在日記中記錄晚上發燒38.6度,此後每天都在日記中記錄體温,直至12月3日完全痊瘉為止,前後二十多天,體温始終在36至38度上下徘徊。這次病情也沒得到確診,魯迅認為是疲勞所致。11月18日寫給母親的信中説“男因發熱,躺了七八天,醫生也看不出什麼病,現在好起來了。大約是疲勞之故”;27日寫給許壽裳的信中則説“從月初起,天天發熱,不能久坐,蓋疲勞之故”。[5]29日,魯迅的病情即將恢復,日記載:“午後為靖華之父作《教澤碑文》一篇成。”[6]第二天一早,魯迅將信和碑文寄給了曹靖華,其時已去曹植甫生日一個半月。

二、新發現的魯迅書簡及《教澤碑文》原稿

1934年11月29日魯迅寫給曹靖華的書信和《教澤碑文》手稿各一張,此前從未公佈,現保存在曹靖華外孫曹明手中。

魯迅《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手稿

從形式上來説,碑文是書信的附件;從內容上來説,書信實際上是碑文的附帶説明。《教澤碑文》原稿無標題,未用現代標點符號,僅以點號句讀。全文如下:

夫激盪之會,利於乘時,勁風盤空,輕蓬振翮,故以豪傑稱一時者多矣,而品節卓異之士,蓋難得一。××曹××先生名××,幼承義方,長懷大願,秉性寬厚,立行貞明。躬居山曲,設校授徒,專心一志,啓迪後進,或有未諦,循循誘之,歷久不渝,惠流遐邇。又不泥古,為學日新,作時世之前驅,與童冠而俱邁。爰使舊鄉丕變,日見昭明,君子自強,永無意必。而韜光里巷,處之怡然。此豈輇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秋,年屆七十,含和守素,篤行如初。門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潛德,亦報師恩云爾。銘曰:

華土奧衍,代生英賢,或居或作,歷四千年,文物有赫,跱於中天。海濤外薄,黃神徙倚,巧黠因時,鷃槍鵲起,然猶飄風,終朝而已。卓哉先生,遺榮崇實,開拓新流,恢弘文術,誨人不勌,惟精惟壹。介立或有,恆久則難,敷教翊化,實邦之翰,敢契貞石,以勵後昆。會稽後學××謹撰。

魯迅致曹靖華書簡

碑文原稿有四處信息未加確認,均以“××”標記。另外有兩處塗抹修改痕跡,顯示了此件碑文的原稿屬性。隨碑文寄出的短箋內容如下:

汝珍兄:

那一篇碑文,用白話太累墜,只得用文言,而弟久不看古書,手生荊棘了。勉強寫成,真是不好,希那邊的諸君,酌定去取為要。其中有三處,要加字或改正,即:

一.××曹××先生名××。第一空字添縣名,次添號,次添名。

二.二十有三年秋。“秋”字不知對否,當依事實改正或必為某月,亦可。

三.××謹記。可添弟常用之名,如不便,作“周樹”亦可。

弟恙大約總算好起來了,妻兒均安,並希釋念。

專此布達。即請文安。

弟豫頓首,十一月二十九夜

這封信交待了撰寫碑文的一些情況。1912年5月,在教育部任事的魯迅遷往北京,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紹興會館一住就是七年,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魯迅遠離塵囂,花了大量時間抄錄古碑、輯校古籍和研讀佛經。魯迅抄碑和輯校古籍主要集中在此七年間,後期主要從事雜文創作,故有“久不看古書”之説。

古代碑文寫作多用文辭高古的文言文,只有少量使用白話文。魯迅是白話文運動的推動者和踐行者,他創作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成功的白話小説。在白話文推廣過程中,碑文這一歷史悠久的文體也有白話化的趨向。例如,1934年5月胡適為懷柔抗戰陣亡將士撰寫《中華民國華北軍第七軍團第五十九軍抗日戰死將士公墓碑》,其碑文和銘文均用白話文,並且採用新式標點符號[7]。在為曹植甫撰寫碑文這件事情上,魯迅認為用白話寫這篇碑文不大合適,最終使用了文言文,故有勉強寫成,碑文作得不好的自謙之詞。碑文發起人為曹植甫的學生,“那邊的諸君”自然指的是碑主的學生。

值得注意的是,碑文原稿中有四處用“××”標記,其中前三處分別為曹植甫的籍貫、號和名,又因為不知道碑主的生日,“秋”字也不知道是否恰當。這幾項是曹植甫的基本身份信息,魯迅在附信之中逐一説明,需要曹靖華予以確認。

這封信中還有一處“××”標記在署名的地方,頗為費解。魯迅在信中以商量的口吻説“可添弟常用之名,如不便,作‘周樹’亦可”。後來的各版碑文的署名都是“魯迅”,為什麼會有“不便”一説呢?這可能與魯迅認為自己的名字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有關。碑文不涉時事,不犯時忌,魯迅認為可以署其常用之名。但是,在文網森嚴的三十年代,“魯迅”二字在國民黨當局的眼中儼然是“反動”和“墮落文人”的代名詞,魯迅著文署名時,往往不得不斟酌再三。1933年,魯迅幫助王志之校訂和重印《落花集》,王擬請魯迅作序,魯迅是這樣婉言拒絕的:“這裏的叭兒狗沒有眼睛,不管內容,只要看見我的名字就狂叫一通,做了怕反於書有損。”[8]1934年10月31日,魯迅寫給劉煒明的信中也談到了當局對他言論的控制:“這幾年來,短評我還是常做,但時時改換署名,因為有一個時候,郵局只要看見我的名字便將刊物扣留,所以不能用。近來他們方法改變了,名字可用,但壓迫書局,須將稿子先送審查,或不準登,或加刪改,書局是營業的,只好照辦。”[9]在這種言論氛圍下,魯迅説如若不便,署一個半真半假的“周樹”,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教澤碑文》的流傳及版本

《教澤碑文》流傳過程中產生了許多版本,其中屬於手稿的有原稿(1934),魯迅編《且介亭雜文》時留下的清稿(1935)。公開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有《細流》雜誌初刊本(1935)、《且介亭雜文》出版的文集本(1937)和《魯迅全集》的全集本(1938),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版本是現立於河南盧氏縣第二中學石碑上的石刻文字。幸運的是,原稿這一最早和最重要的版本出現後,碑文的系列版本終於齊備,為我們探討其版本形成和版本對比提供了重要依據。

1935年5月30日,也就是曹靖華收到碑文原稿半年後,魯迅寫了一封信給曹靖華,其中即提到碑文一節:“先前所作碑文,想鈔入自己的文稿中,其中有‘××曹××先生名××’一句,請兄補上缺字寄下,又碑名云何,亦希見示。不知此碑現已建立否?”[10]這裏所説的“文稿”即魯迅正在編輯的《且介亭雜文》,這封信對碑文原稿特徵的描述,與我們新發現的原稿特徵是完全吻合的。

曹靖華寫給魯迅的覆信和碑文抄稿沒有保存下來,但可以是肯定的是,曹靖華很快就給予了回覆,因為碑文很快就完整地發表在一份由北平輔仁大學青年學生主辦的文藝刊物《細流》雜誌上。《細流》雜誌1934年4月5日創刊,由沈兼士題寫刊名。刊物以研究文藝,練習創作為宗旨,他們在發刊詞上這樣表明自己的旨趣:“它不過是一條很平和的細流而已!沒有什麼驚濤,急湍,巨浪,也不會影響到什麼的,只是幾個愛好文藝的青年學生,在這裏悄悄的做點課外的工作——極平凡的文藝工作!”該刊原計劃每月15日出版,實際上到1936年6月20日才出了7期。這篇碑文發表在1935年6月15日《細流》雜誌第五、六期合刊,短短的半個月,在上海與北平之間,這篇碑文經歷了魯迅寫信索要抄稿、曹靖華覆信和投稿數次書信往還。

《細流》由青年學生主辦,其作者和讀者羣體皆為學生,出版亦不穩定,它是如何約到魯迅的這篇稿件的呢?魯迅沒有留下任何記載。曹靖華晚年有這樣的回憶:“至於這篇碑文最初發表於1935年6月北平《細流》雜誌,我不知道。最初發表的與現在收入《且介亭雜文》的篇名、我父親的年齡等問題,字句上有無出入,我也不清楚,但我可以肯定魯迅先生後來沒有修改過原稿,因原稿一直保存在我這裏。而且,我記得魯迅先生原稿上的標題是《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序》。”[11]從這段回憶我們可以知道,曹靖華對發表在《細流》雜誌上的碑文也是不知情的,但是因為時間久遠,曹的回憶有失真之處。實際上碑文原稿並沒有標題,不然魯迅寫信索要碑文抄件時就不會有“碑名云何,亦希見示”一説了。

經過對比,碑文原稿、初刊本和文集本各版文字確實存在幾處不同。碑文原稿無標題、標點,有一些信息待補充完善。初刊本題為“曹植甫先生教澤碑碑文”,加上了標點,補充了碑主籍貫、姓名等基本信息,作“盧氏縣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初刊本文字與初稿最大的不同在於年齡的表述上面。初稿作“中華民國二十有三年秋,年屆七十”,初刊本作“中華民國二十有四年秋,年屆六旬晉六”。魯迅撰寫碑文時,曹植甫六十五歲,初刊本應該是根據曹靖華提供的抄稿,按投稿時間對年齡作了修正。初刊本和初稿對勘,也有幾處明顯的錯訛,如“輇才小慧”誤作“輕才小慧”;“然猶飄風”誤作“然猶風飄”,應是排版所致。

《且介亭雜文》中的碑文清稿是另外一個重要版本,現保存於國家圖書館。1935年6月,曹靖華寄給魯迅碑文抄稿,《且介亭雜文》於1935年底經魯迅親自編定,因此碑文的清稿當形成於1935年。清稿寫於方格稿紙之上,標題作“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碑主籍貫、姓名等處作“盧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年齡仍作“年屆七十”,文末署名作“會稽後學魯迅”,為此後各版沿用。其餘文字除個別字體寫法不同之外,均與原稿相同。清稿與初刊本在標題、標點和個別文字的表述上略有差異,與《且介亭雜文》初版排印本比較,除彊-疆、跱-峙、倦-惓的字體差異之外,餘皆相同。1938年的《魯迅全集》和1937年版《且介亭雜文》收錄的碑文文字一致,文集本遂成後來的定本。

四、教澤碑石刻文字的底本問題

曹植甫為人謙遜,由於他的堅決反對,教澤碑一直沒有建成。村民集資購買用以刻碑的大青石最後成了村中水井旁的墊腳石。1979年,洛陽市、盧氏縣等地函詢曹靖華,提議給曹植甫立碑,曹靖華表示支持[12]。1983年盧氏縣教育局正式籌建教澤碑,將放置了五十年的碑石從井台上移至盧氏縣第二中學,後來又重新選了一塊更大的漢白玉碑石。建碑之初,並沒有找到魯迅的碑文手跡,當時還聘人書寫了碑文。1984年,參與籌建工作的訾恆堅和莫肇基到北京向曹靖華彙報有關建立教澤碑的事,並找到了魯迅親撰的碑文手跡,教澤碑才採用魯迅手跡[13]。1985年10月25日,為了表彰曹植甫獻身山區教育的業績,教育和激勵後人,中共盧氏縣委員會、盧氏縣人民政府正式作出了《關於為曹植甫先生樹立教澤碑的決定》[14]。1986年9月6日第二屆教師節時,教澤碑在盧氏縣第二中學校園內的尊師亭內正式落成。

盧氏縣教澤碑以魯迅書跡鐫刻,由於《且介亭雜文》收錄的碑文清稿早經公佈,碑文原稿從未現身,因此石碑上的文字很容易讓人以為是以文集本的手稿為底本描摹鐫刻。曹靖華外孫曹明回憶,他的母親曹蘇玲曾説家藏的這件是碑文草稿,另外一件定稿藏在國家檔案館。顯而易見,她所説的草稿就是本文所説的原稿,定稿即文集清稿。談及盧氏縣樹立的碑文時,曹明一直認為是根據定稿鐫刻而成。

石碑上的文字到底是以哪件手跡為底本鐫刻的呢?我們不妨將其與兩件手稿逐一比對一下。石碑正文文字每列約三十字,計十二列;清稿包括標點符號每列約三十六字,計十二列;原稿每列約二十字,計十六列。石碑上的文字顯然是根據石碑大小重新進行了排列,粗粗一看,其整體風格與清稿相近。仔細對照後發現,所刻碑文與文集清稿存在很大的差異:一是石碑上的文字沒有標點,文集清稿有標點;二是每個字的筆畫走勢差異很大,個別字的字體不同。相同之處是,兩者文字完整,段前皆空兩字。如果拿刻印的碑文與原稿進行比較,兩者也有一定的差異:一是石碑文字完整無缺,原稿文字有空缺待補和修改之處;二是石碑有標題,原稿無標題。相同之處是,兩者都無標點,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兩者筆跡基本一致,特別是“惟精惟壹”“誨人不勌”兩處字體相同,而文集清稿則作“惟精惟一”“誨人不倦”,由此可以判斷石碑是以原稿為底本描摹鐫刻。石碑根據原稿鐫刻,缺字部分是如何處理的呢?經與清稿對比,原稿缺失的文字,如標題、籍貫、署名等處,都是根據文集清稿而來,也就是説石碑是以原稿為基礎,輔以清稿手跡鐫刻。

碑文原稿最早以石刻的形式公之於世,只不過外界並不知道碑文原稿存世,碑文手跡也就沒有引起過多的關注。

五、書簡和碑文原稿遲遲未公佈的原因

長期以來,曹靖華和他的家人為保護和整理魯迅手稿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此次書簡和碑文原稿也是因為編纂新版《魯迅手稿全集》才得以發現。碑文和書信保存在一起,為何直到現在才公之於世呢?為了弄清楚這兩件手稿的始末,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曹靖華舊藏魯迅書信手稿保存、保護和遞藏的一些情況。

曹靖華是魯迅後期交往密切的摯友,從1925年5月8日至1936年10月17日,《魯迅日記》中記載的兩人交往就有近三百次,其中有大量屬於兩人之間的書信往還。魯迅的書信曹靖華都刻意保存起來,為了應對封鎖、郵檢和戰火,他想了許多辦法。1927年,國民大革命失敗之後,曹靖華由武漢徑直出國避難,將此前收到的魯迅書信就近寄存在友人家中。1933年回國後才知道,在白色恐怖之下,代存書信的友人,為了安全起見,將這些信件全部燒燬了。曹靖華在國外收到的信件,也不能攜帶和直接郵寄回國,只得將這些信件去掉信封,“化整為零,藏到精裝書的書脊夾縫中,當作書籍,繞道西歐轉寄”,通過這種方式保存了一部分。1933年至魯迅逝世期間收到的書信,在北平淪陷之後,也是通過偽裝的方式,藏在衣服裏面,當作包裹寄了出來[15]。

新中國成立後,曹靖華一直沒整理這些書信,直到1965年夏,為了妥善保存這些書信,曹靖華專門抽出半年時間,將這些早已失去原封,雜亂無章的書信全部謄錄副稿,參考《魯迅日記》,確定系年,加以註釋。隨後,曹靖華將其中的71封半委託許廣平捐贈給了北京魯迅博物館。經過這次整理,曹靖華統計出他保存的魯迅書信手稿為85封半,其中有兩封是魯迅寫給德國人巴惠爾·艾丁格爾的中文底稿,寄給曹靖華翻譯而保留了下來。也就是説,魯迅寫給曹靖華的信實際上是83封半,這也是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魯迅書簡:致曹靖華》所收書信的數量。

曹靖華舊藏的85封半魯迅書信手稿現在全部收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葉淑穗對其捐贈經過非常熟悉,她説這些書信分三次入藏:第一次是1937年捐了5封魯迅信給許廣平[16],後來入藏北京魯迅博物館;第二次是1965年通過許廣平捐了71封半;第三次是曹靖華去世後,曹靖華之女曹蘇玲於1991年捐贈了9封。三次累計捐贈85封半,這與曹靖華關於魯迅書信手稿數量的統計是吻合的。

從1937年曹靖華首次捐贈魯迅書信手稿,再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整理出版,直到1991年最後一次捐贈,1934年11月29日魯迅寫給曹靖華的信和碑文沒有出現在任何目錄和出版物上。關於這封書信和碑文的下落,只有零星的幾處記載。黃苗子曾在信中告訴邵燕祥:“記得,‘文革’後我在廣東從化碰見過曹靖華先生,談到《教澤碑》原稿,他收到魯迅給他(的碑文手跡)之後,沒有立即寄往河南,日寇入京後,他把原件裹在破棉被中寄出,結果被沒收了,老人並沒有收到。”[17]“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曹靖華將書信分別藏在衣服中,當作包裹郵寄,保存下來了大量書信手稿,當然也有寄丟了的時候,曹靖華特別提到“一九三四年的二十一封信中,失去七封”。[18]邵燕祥的這段記載有一定的可信度,説明曹靖華一度認為這封信寄丟了,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魯迅書簡:致曹靖華》和《魯迅手稿全集》出版,這封信和碑文仍末發現。

1977年8月3日曹靖華回憶碑文下落時,還有另外一種説法:“魯迅把原稿寄給我,後來又來信要我根據原稿抄一遍寄給他,以便收入他的雜文集。我照辦了,原稿已交給國家,現在可能保存在國家檔案館。”[19]也就是説,曹靖華自己也不確定碑文原稿收藏在什麼地方。

現在我們知道書信和碑文既未寄丟,也沒有捐給公藏單位,而是保存在曹家人手中。魯迅將碑文寄給了曹靖華,曹靖華又寄給了自己的父親。曹植甫從一開始就反對立碑,有可能是他自己將這封信和碑文手稿收了起來[20]。

訾恆堅和莫肇基在《建碑瑣記》中稱在北京找到了魯迅親撰的碑文手跡,至於是如何找到的,在哪裏找到的,文章中沒有詳細交待。前文提及盧氏縣第二中學尊師亭內教澤碑上的石刻文字同時參照了碑文原稿和清稿,他們必定同時找到了這兩件手跡。1984年碑文原稿作為石刻文字的底本首度使用,令人奇怪的是,此後的三十多年時間裏,碑文原稿和書信再度消失。1991年,曹蘇玲捐贈剩下的魯迅書信手稿時,這兩件手稿沒有包括在內。曹蘇玲回憶捐贈魯迅書信手稿經過時,有這樣一個説法:“魯迅先生給我父親的書信,據《魯迅日記》記載,有292封,但幾經戰亂,最後僅存85封半。考慮到書信的安全,父親除暫時保留寫在彩色信箋上的10封外,其餘75封半已於1965年夏交許廣平先生,捐贈給北京魯迅博物館了。”[21]根據前面的梳理,我們可以確定這段回憶不是很準確,但是85封半書信的總數是一樣的。她提到的1965年捐贈時保留了寫在彩色信箋上的10封信,碑文原稿和書信用紙普通,無界欄、圖案和印上去的文字,這説明曹蘇玲還是沿襲了她父親的説法,這封信和碑文從來不在85封半書信之列。曹靖華非常珍視魯迅手稿,生前就表示要留幾件作為紀念,這兩件手稿用於鐫刻石碑,涉及對他父親的評價,寄託了重要的情感。也許是這個原因,這兩件魯迅手稿被曹家當作傳承之物格外珍藏,沒有對外公佈。

結語

曹靖華是魯迅的學生,也是其交往密切的摯友。從1925年曹靖華在開封幫助蘇聯軍事顧問團成員王希禮翻譯俄文版《阿Q正傳》,寫信向魯迅請教開始,直到1936年10月17日魯迅先生逝世前兩日發給他的最後一封信為止,兩人的書信往還極為頻繁。魯迅答應撰寫碑文,到最終完稿,中間經歷了較長的一段時間。這固然有魯迅長期勞累和生病的原因,也可以看出魯迅的慎重其事。魯迅為鄉村老師曹植甫撰寫碑文的佳話隨着魯迅著作的出版而廣為流傳。毛澤東就是通過魯迅的《且介亭雜文》,知道了河南盧氏縣有一位曹植甫先生。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到中蘇友好文化協會訪問,與曹靖華敍談時,得知盧氏曹植甫是曹靖華的父親後,盛讚魯迅的碑文以不朽之文傳不朽之人。

曹靖華是所有收信人中保留魯迅書信手稿最多的一位,為了保存魯迅書信手稿,曹靖華想了許多辦法,冒了極大的風險。其中的83封半陸續捐贈和公佈,中國文物出版社版《魯迅手稿全集》和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魯迅全集》中收錄寫給曹靖華的信也是這個數,這次的新發現又將這個數量增加到了84封半。數十年來,這兩件具有特殊意義的碑文和信件原稿一直沒有找到,直到現在還有人認為1965年曹靖華捐贈魯迅書信時,碑文原稿也一起捐贈給了北京魯迅博物館。[22]此次新發現有助於澄清相關史實,也有助於學界對其作進一步的研究。

(《教澤碑文》手稿及書信的發現得益於葉淑穗、樂融兩位先生提供的幫助,同時也得到曹明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謹致謝忱。)

作者簡介:吳密,男,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民國時期文獻整理與研究。

註釋:

[1]曹靖華:《先父曹培元行述》,《百年記憶——河南文史資料大系》教育卷卷2,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46頁。

[2]曹靖華:《魯迅<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的寫作經過》,《三門峽文史資料》第20輯,政協河南省三門峽市委員會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2010年,第373頁。

[3]《日記二十三》(1934年),《魯迅全集》第十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41頁。

[4]《書信·341116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58頁。

[5]《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62,268頁。

[6]《日記二十三》(1934年),《魯迅全集》第十六卷,第487頁。

[7]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第451頁。

[8]《書信·330626致王志之》,《魯迅全集》第十二卷,第411頁。

[9]《書信·341031致劉煒明》,《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245頁。

[10]《書信·350530致曹靖華》,《魯迅全集》第十三卷,第471頁。

[11]曹靖華:《魯迅<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的寫作經過》,《三門峽文史資料》第20輯,第374頁。

[12]致莫肇基(1979年8月29日),《曹靖華書信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6頁。

[13]訾恆堅、莫肇基:《建碑瑣記》,中共盧氏縣委員會、盧氏縣人民政府編《曹植甫先生教澤碑紀念冊》,盧氏縣印刷廠,1988年,第108-109頁。

[14]中共盧氏縣委員會、盧氏縣人民政府編:《曹植甫先生教澤碑紀念冊》,第94頁。

[15]《魯迅先生書簡歷難記》,《春城飛花》,陝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1頁。這篇文章後來改名為《無限滄桑懷遺簡》作為《魯迅書簡:致曹靖華》序言。

[16]1937年初,許廣平發佈了徵集魯迅書信啓事,打算將書信“整理成冊,公之於眾”,北京魯迅博物館收藏的5封信即是這個時候由曹靖華捐贈給了許廣平,其中的兩封手跡在許廣平當年編選的《魯迅書簡》上公佈。

[17]邵燕祥著:《薔薇葉子》,青島出版社,2014年,第126頁。

[18]曹靖華著:《春城飛花》,第141頁。此處回憶有誤,《魯迅書簡:致曹靖華》收1934年信為21封,算上本文提到的這封,現存1934年魯迅致曹靖華書信手稿為22封,説明1934年的全部書信保存了下來。

[19]曹靖華:《魯迅<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澤碑文>的寫作經過》,《三門峽文史資料》第20輯,第373-374頁。

[20]據《建碑瑣記》記載,曹植甫謝絕為他立碑,並“把大家捐贈的資金,全部轉贈給了學校,把魯迅為他撰寫的碑文珍藏起來”(訾恆堅、莫肇基:《建碑瑣記》,《曹植甫先生教澤碑紀念冊》,第107頁)。

[21]《曹蘇玲致王小平信》,《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04期。

[22]石耘:《不朽之文傳不朽之人——魯迅終生撰寫的唯一一篇教澤碑文背後的故事》,《中國紀檢監察報》2016年3月28日。

(轉載自“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