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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文字下鄉”再省思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温海波  2021年03月17日23:37

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上的經典地位毋庸置疑,如今它還被列入教育部統編高中語文教科書。該書對認識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的基本特質提供了重要參照,“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等已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文社會科學話語,為人熟知。書中用兩個篇章討論的“文字下鄉”,表面讀來似乎淺顯明白,其實不同學科的學者見仁見智,解讀不一。因此,就需“文化自覺”如費老晚年一再倡導的補課,重新審視“文字下鄉”。

解讀:對“文字下鄉”的不同聲音

費孝通基於“鄉土性”的時空格局,認為中國的文字並不是在基層發生,最早的文字是廟堂性的,從功能角度來看鄉民與文字的關係:在面對面的熟人社會,文字既有缺陷又無必要。儘管其本意原是針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推行的平民教育,但鄉土中國的“無文字性”論説影響深遠。歷史學者大都如蕭公權《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一般,把傳統中國鄉民識字率低當作基本事實,認為鄉土社會處於無文字狀態:帝制中國的鄉村居民,基本上都不識字。

不過,王銘銘認為這種按基本需要的圖式來解釋傳統中國文字的做法,在一個有文字文明的社會中複製了無文字的部落社會形象。與早期歷史學者對“文字下鄉”論斷的接受不同,社會學與人類學學者多持否定意見。為此,陳心想在《走出鄉土:對話費孝通〈鄉土中國〉》一書中,試圖跳出功能學派的需求論,從供應學派的角度(供應產生需求)反駁:文字對村民還是有用的,阻礙文字下鄉的關鍵是鄉村窮,上學認字花費大及鄉村缺乏文字教育的供給。

上述學者各執事實一端,也有學者試圖不偏不倚,汲取“文字下鄉”養分用於相關議題的探討。熊春文致力於中國教育社會學研究,他將“文字下鄉”視作對鄉村教育的滲透,這個過程始於晚清新學延續到21世紀初的“雙基”工程。針對當時農村大量村莊學校的消失,他提出一個與之相對的概念“文字上移”,並將自古以來中國鄉村教育趨勢歸納為“學在官府”到“文字下鄉”,再到“文字上移”三個階段。羅志田、王先明等人聚焦於中國近代的權勢轉移和社會轉型,他們討論了一個與“文字下鄉”相反的過程——頗似張光直提出的“文字離鄉”,用於闡述科舉制度廢除對鄉村識字教育的影響。綜合而言,對費孝通“文字下鄉”解讀莫衷一是。那麼,到底該如何適切理解這一看似易懂,實則難解的概念?

自白:費氏初心與晚年缺憾

《鄉土中國》主體篇章原是應《世紀評論》約稿,根據西南聯大和雲南大學“鄉村社會學”課程,隨講隨寫、隨寄隨發,其中不少篇章在茶館寫好便直接交給了等候在旁的編輯,後以“雜話鄉土社會”系列刊載。1948年初版又應儲安平邀約,稍作補綴、修訂加入“觀察叢書”,以《鄉土中國》面世。後記中特別交代因不停催稿,許多概念都是不成熟的,算不得定稿,更不是完稿。1985年重刊時,費氏在序言中言明《鄉土中國》並不排斥其他社會體系在基層發揮作用,書中所述看法大可議論。值得注意的是,他還指明書中提煉的認識中國鄉土社會現象的概念是Ideal Type(觀念中的類型),這雖不是通常理解的韋伯倡議的“理想類型”,但無疑是經驗論分析。通過對自白式的序言、後記梳理,《鄉土中國》是一部可討論、修正的未定稿,其對傳統中國的描摹也切忌當作全部,還有諸多其他可能性,尤需留意其中對概念的提煉是理想化的。這種包容的開放性是理解《鄉土中國》的基調。

具體到“文字下鄉”概念的探討,分屬《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兩節,前者從空間格局分析,後者從時間層面説明,出發點是駁斥鄉村教育工作者把“愚”作為鄉下人的標籤。作者並不反對當時推行的“文字下鄉”運動,而是要辨明識字與否並非愚的標準,鄉村的文盲並非因為鄉下人愚,而是由於鄉土社會的本質。其推論的是在幾近靜態的鄉土社會,文字在交流溝通中的缺陷,由此反思文字下鄉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結論是隻有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文字才能下鄉。

費老之所以得出上述觀察和認識,主要源於自身經驗累積和理論資源。從經驗方面看,科舉制度的廢除,造成鄉村在知識傳承上的重大斷裂,費老出生時科舉制度已然廢除多年,童年記憶是父母從事新學教育、自己從小念新書,而新式教育與鄉村知識需求隔閡匪淺。等到他1936年進入開弦弓村調查,科舉廢除已30餘年,恰好是一代知識人老去或故去,那是鄉村教育最為衰微的節點;1938年回國來到了雲南,由於抗戰的動亂,西南鄉村學校的破敗不難想象。嚴格意義上講,費老真正的調查是在開弦弓村的一個來月,這些有限經驗並沒有完成馬林諾夫斯基倡導的田野調查(field work)的“過關禮俗”(長期持續的參與觀察)。從理論資源上論,20世紀20—40年代,功能學派大行其道,青年費孝通頗受門派影響。彼時功能學派雖走出野蠻社會轉向對文明社會的研究,但主要還是側重靜態分析,出於方法論立場,常常漠視歷史材料。

也正因此,費孝通晚年在自我學術反思和批判時,一再提到缺了國學教育。在《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中他多次自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論斷是從看得見的現實出發,即親證的田野工作,而看不見的東西自然被摒棄一旁。當他倡導“文化自覺”,最常提的就是去補歷史的課。值得珍視的是,時近88歲的費孝通還特意談到《鄉土中國》只講了特點,沒有過程是個缺陷。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老人最常捧讀的是陳寅恪、錢穆、梁漱溟等文史大家論著,不幸人生有限,幾年後費老就告別人世,所幸寄予年青一代期望:歷史和現實結合,尤其是“回到歷史裏邊去找現實的來路”。

補課:作為歷史進程的“文字下鄉”

《鄉土中國》雖洞見迭出,一版再版,但並不自我框定,更未蓋棺定論,而是保持開放。等到作者暮年白髮,作自我反思之旅,抱憾其中缺乏歷史過程,想做彌補工作時,已人近黃昏。因此,我們如果既要不忘費老青年初心,又能拾補其晚年缺憾,就需有意識地在其未盡之處做些歷史功課,從而延伸和拓展經典的魅力。

《鄉土中國》立論的前提是開篇首句“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但近年劉永華通過對王朝賦役制度的鄉里實踐、普通農户記賬兼日記的“排日賬”研究,認為普通鄉民出於制度的強制性要求或個人主觀訴求,頻頻走出鄉土社會,時常與外界打交道。在“鄉土的”中國之外,還存在一個我們不怎麼熟悉的“流動的”中國。換言之,費孝通先生雖早已預料到傳統中國還有其他側面,晚年更是申明傳統中國遠比“鄉土”社會複雜,但其立足於理想的靜態鄉土本色而提煉的“文字下鄉”,在面臨歷史學的拷問和詰難時,難免遭到挑戰。

倘若要使學術長河奔流不停,還得回到費老暮年留下的告誡:多讀點歷史。對此,提倡通過田野走向歷史現場的中國歷史人類學學者,似乎“跑”在了前面。他們基於制度史的地方實踐,注意到文字在明清地方行政運作、經濟活動、社會生活和儀式表演等不同層面的重要性:在各種日常實踐的場景,文字逐漸成為必需。科大衞、劉志偉有關明中期以來華南宗族發展的討論顯示,士大夫正是通過文字推行教化,重塑了華南社會的意識形態。在這一學術共同體中,鄭振滿、趙世瑜、黃向春、李仁淵等還對民間文獻持續關注,揭示鄉民生活中形成、使用的各類文獻,其書寫、使用和傳承本身就是“文字下鄉”的歷史過程。

而文學史、教育史、社會文化史則從書籍、出版和閲讀等層面,評估明清以來鄉村識字率增加、通俗日用讀物在鄉間擴散,尤其產生了各種專門針對功能性識字(記賬、寫信等)的雜字。自民初以來,劉半農、常鏡海、鄭振鐸、張志公等人已有留意,近年又在各地發掘了成百上千種新雜字。這種民眾讀物的生產也是“文字下鄉”的結果,反過來,其教讀鄉民認字又促成這一社會文化史進程。不妨説,“文字下鄉”是頗為繁複的動態歷史進程,還需諸多解釋。就此而論,《鄉土中國》中的“文字下鄉”看似簡明易懂,實則充滿了無限複雜性和解釋空間,而這種啓人心智的張力,恰是經典的浩闊與豐厚。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清雜字讀物與民眾識字研究”(18CZS028)、江西省社科基金項目“明清民間傳統蒙學讀物雜字研究”(17BJ3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